关于上海火车站的一些前尘往事。
朋友有约，新客站多了几条高铁线路，不妨出去几天。从市中心坐高铁出游，省下很多时间。
网约车去火车站，下车地点输入“新客站”，显示的却是“上海站”。我迟疑了刹那，哑然失笑，新客站正式名称是上海站，38年前已经知道。很佩服大数据后台，就这么自动无痕迹切换。
网约车司机小哥健谈，听我是上海口音，把话题说到了上海站与新客站：“为什么你们上海人，尤其像您这个年纪的大叔大爷，都是把上海站叫作新客站？我来上海坐火车，到的就是上海站，从来不知道新客站的。”
司机小哥不知道，原来的上海站，上海人习惯叫北站或者北火车站，但是上海站的名分，别人是动不得的。
去火车站路不远，无法和司机小哥长篇讨论。我想到了一个比喻：以前常有这样的事，弄堂邻居迎娶，新娘子和和气气，叫人也亲和，邻居则以“新娘子”称之。叫着叫着，“新娘子”成了女人的名字，直至她孩子都有了，邻居还在说，新娘子的儿子真聪明啊。我对司机小哥说，上海站就是这么一个做了38年的“新娘子”。
上了火车，“新娘子”便是一路的话题。
上海人念旧情。北站固然历史长，有人文的厚重，但是这不是上海人忘不了北站的缘由。北站曾经是上海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始发站，虽然后来也有在北郊站送别，也有乘轮船去“上山下乡”的，但是北站是上海知青“上山下乡”形象大使。对于上海人来说，北站如同“赤膊兄弟”，连“上海站”三个字，也被固化在北站的记忆里不可分离。
上海有110万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，占据当时1100万上海总人口的十分之一。彼时，恰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青年高峰，马路上弄堂里，全都是小巴辣子。几乎所有的上海人家都轮到了上山下乡，要么是子女，要么是孙辈，甚至还不止一个两个。我就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随着110万大军去了农村。
那几年，一直在送别。等到我自己为人父之后，才知道，儿女少小背井离乡，对于父母来说，是承受着不可承受。
差不多十年之后，大部分知青离开农村，是乘火车从北站出站重回上海的。
北站渐渐安静下来。
1987年，北站关闭了，在它西首两公里处，“新娘子”——新客站通车了。
这座大名“上海站”的火车站落成时，是全国第一座高架候车的车站，是后来所有新型火车站的模板。很奇怪，谁也没有带头叫它新客站的，但是谁都叫它新客站。当时主流媒体曾经花大力气纠正市民，这是上海火车站，不是新客站，但是纠正无效，上海人一直叫它新客站。
上海人从来没有要冷落新客站，但是新客站没有和110万知青“上山下乡”共情过，也就没有了北站的殊遇，无法在上海人心里搬走上海站这个名分。
当然也有北站不曾遇到过、新客站一发车就迎来的大潮：农民工进城、旅游热极速升温，铁路交通更新换代。
以前的北站，听来听去是上海话，撞来撞去是上海人，站台上卖茶叶蛋豆腐干的小贩也是上海人——北站，是上海人的火车站。
新客站里，上海人只是一小部分，检票、吃面、口角，说来说去一律是普通话，新客站就此成了全国人民的火车站。
高铁还在开，“论坛”方兴未艾。有一朋友抛出奇谈怪论：其实就叫“新客站”也不错，因为它代表了新的时代新的火车站。北站或者上海火车站的名称，可以采用国际体育界的做法，一个超级明星退役了，他的球衣号码也就此退役，象征性地将球衣高高挂起，表示对这位球星的敬意。
我想起了一家著名戏院名字“红杏出墙”的尴尬。多年前，朋友送我上海大舞台的票。我知道以前的“大舞台”，1909年落成，在九江路上，后改名为人民大舞台，曾经和天蟾逸夫舞台、共舞台、中国大戏院并称为“上海滩四大京剧舞台”。上海大舞台在哪里？看票子上的地址是万体馆。不知道现在这个名字是不是还在用。
去时是高铁，回程还是高铁。火车到上海，预约网约车，“上车地点”明白无误地显示：上海站。全中国，大概也就是上海火车站，有大名，还有别号。
